雨果说过：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：风格，那样伏尔泰、帕斯卡尔、拉封丹、莫里哀这类大师身上，还将剩下什么呢?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志，特别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标志。因此，要将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，风格一直需要译者考虑的要点之一。可是，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来谈何容易!因为两种文字的不同，尤其是东西方文字的巨大差异，可以断言，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综观国内的翻译作品，有哪一部做 到了完美地传达原作者的风格了呢?朱生豪、傅雷这类大翻译家已经把莎士比亚和巴 尔扎克的风格翻译出来了吗?不要忘记，风格是和语言联系在一块的，语言的不同，势必会使风格产生变化，这就给翻译者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。 话说回来，一个翻译家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，由于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块的。假如传达不出这种风格，译品就会缺少点什么。你总不可以把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吧，那就太失真了。但，他的浑厚、雄健、博大又混杂着宠杂、粗疏、用字不够讲究，这类难道都要一古脑儿表达出来吗?如此只能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，译者的文字修养欠火候，而不会觉得这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。所以，译者翻译时是有所取舍的，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，常常会拔高中一年级下原作，而极少会硬译到底的，更不需要说意译派把译文的优美放在第一位，不断做拔高的工作。据此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有些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、不优惠扣地介绍过来。 但译者也不需要太担忧，风格又是同作品内容相结合的。莎士比亚对帝王将相、豪门贵族的描绘，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刻画，与他们的风格有莫大关系，至少他们的雄浑气势是由此而来的，这种风格特征总能在译品中表现出来，不一样的译者一般都可以传达出这种特征。换句话说，风格是可以部分或基本上传达出来的，这就是为何不同国家的读者都可以从译作领会到别国作家的风格。 饶有趣味的是，翻译作品倒不会出现千人一面的结果，不一样的译者就有不一样的译品。朱生豪的译作与卞之琳的译作存在非常大差别，更与孙大雨的译作大相径庭。你翻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，就会发现不同译者的译品在风格上千差万别。倒不是不同译者对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风格有不一样的理解，而是他们的文字特征和修养与翻译方法和看法起了用途。拿莎士比亚来讲，用散文去翻译诗剧和用诗去翻译诗剧，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异。从传达原作风格来讲，用诗去翻译诗剧才能做得较好一些，问题是译诗的水平是不是能达到一流。 既然译者有我们的文字风格，那样他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就非常难做到克服我们的文字风格，而用另一种文字风格去翻译另一个作家的作品。大家常常看到的是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，一直用同一个笔调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如傅雷在翻译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时，可以非常不错地把原作的讽刺幽默表达出来，这就表明傅雷的翻译水平确实非常高。聪明的译者会选择自己拿手的体裁来翻译，比如杨绛就善于翻译流浪汉体小说，自然，以水浒体去翻译流浪汉体小说是不是能传达原作风格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